贾斯丁·洛根:中国崛起的两套理论——熊猫还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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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当地时间4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Mar-a-Lago)同美国总统特唐纳德·朗普举(Donald
Trump)行中美元首第二场正式会晤。(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贾斯丁·洛根  

■美国《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7、8月号文章,原题:为何对中国要遏制和接触双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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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目前几乎全着眼于朝鲜。但北京实力增长及其地区和全球目标的扩大,意味着华盛顿如今须制定更广泛的中国战略。

  

显然,中国想要提高军事实力,意在击败对其利益的威胁,同时阻止美国干预。经济上,北京想将欧亚非一些国家拉入自己的轨道。中国近期到中期的目标是在亚洲投射权力,长远野心则远超地区之外。北京想避免像苏联那样因军费过度而给经济造成不可承受负担的错误。但随着经济规模接近美国,中国可能也想要与经济力量相称的军力并成为能影响国际秩序的真正超级大国。

  中美关系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关系。展望21世纪,美国与中国相比,可能会在经济方面–也有可能在军事方面,黯然失色。据《经济学家》杂志,中国可能会在2018年以市场汇率计GDP方面超越美国。2000年,中国市场汇率计GDP是美国的八分之一,到了2010年,则为美国的一半,中国令人惊愕的相对快速增长由此可见一斑。

评估中国的轨迹对美国意义深刻,三点尤其重要:一是北京对中美力量对比的看法很关键。目前形势仍有利于美国,中国无意与美直接冲突。二是国内不稳定因素。经济健康发展促进了中国稳定,但潜在不稳定因素也不少。三是地区局势和中国的应对。许多亚洲国家对中国权力激增和北京自负很警惕。有的公开表达担心,但也有些国家保持克制,因为不希望经贸关系受影响。

  但是由于美国参与了针对苏联的冷战,该增长特别具有相对性,因为冷战代价高昂且危险,曾一度大约占用美国GDP的44%。该冲突帮助美国完成了转型,从联邦制共和国转为中央集权的俾斯麦民族国家。鉴于中美竞争对于美国安全和国内政治的潜在影响,正确对待中美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最重要的挑战。

由此制定保护和促进美国利益的长远对华战略,华盛顿内部有分歧。有些人认为应增加接触、扩大对华政经磋商,也有人主张预防与牵制并用。两种战略各有优劣。

  除了中国,印度的经济也在迅猛发展,印度拥有优越的人口结构,可能在地区与全球政治中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日本尽管受到人口与财政问题困扰,仍是世界上一支重要的力量。众多东南亚国家正在迅速崛起。简而言之,未来数十年亚太地区可能会是全球力量增长最快的地区。国际体系中力量集中转向东亚,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战略师们应该关注该地区。

接触,可能在朝鲜和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等重要问题上赢得中国合作。支持者或许认为,到中国强大到足以挑战国际秩序时,可能已被国际秩序同化了。但单靠接触是有风险的。美国扩大对华接触会进一步助长中国经济,从而使其在军事上更强大——造成中国更快赶上甚至超过美国,进而提高战争风险。

  自从2001年9月11日发生恐怖袭击以来,百特威外交政策机构(Beltway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一直在着重关注伊斯兰世界和恐怖主义。而在9/11以前,该机构重要部门都把与中国的竞争作为潜在的重要问题。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Kick
Cheney)曾读过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关于中美未来关系的悲观观点,他不喜欢其中一些段落,认为”愚蠢”:在这些段落中,米尔斯海默希望两国间的竞争能够被和缓。

预防加牵制的战略,旨在抑制中国对美相对力量的增长。美国不仅要加强自身经济、军事实力,还要设法遏制、削弱中国。此种观点缺陷在于,它假设中国必然成为全球敌对国家——这将是自证预言。且这种设想将危及潜在对华合作,会损害美国从对华合作中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

  乔治•W•布什政府执政初期,两国关系仿佛要走向大风大浪。2001年4月,一架美国侦察机在中国领空附近与中国一架战斗机发生冲突,美国飞行员与司乘人员被中方控制,直到美国外交官对他们的释放进行谈判。但是该事件在两国都激起了民族主义。在华盛顿,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和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报怨,两架飞机发生冲突的”准确背景”没有什么关系。相反,他们怒吼,小布什对于中国飞行员遇难表示歉意这一行为使美国”深深蒙羞”,并重申他们以前号召采取的”积极遏制中国”的政策。但是在2001年9月恐怖袭击发生后,布什政府把注意力转向了中东。

特朗普政府如今需要一种不同的新战略——“遏制加接触”,以实现3个目标:维持接触中固有的希望;阻止中国支配亚洲,限制中国权力相对增长;防范一个强大的中国挑战美国利益。

  慢慢地,华盛顿的政策精英们转过神来,认为最重要的国际政治变革正在亚洲发生。2011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里昂•帕内特(Leon
Panetta)在访问亚洲时表示,华盛顿正处于转折点,要离开中东,转向亚太,这一转变必然需要”战略重新平衡”。相似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地缘政治的未来将决定于亚洲,而不是阿富汗或伊拉克,而美国应该在决定地缘政治的未来时起到中心作用。”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聊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表示,”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挑战之一就是要实现过渡,从当前令人烦恼的中东挑战转向长远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亚洲事务。”

(作者:扎勒米·哈利勒扎德,乔恒/译)

  那些长远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亚洲事务中最重要的就是中美关系。中国处于美国亚洲战略的中心。本文不对当前中美间的军事平衡做精确评估,更不去预测未来的军事平衡。同样,本文也不会重述过去数十年甚至数年内的中美外交。恰恰相反,本文重新评估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揭示了该战略的根基自相矛盾,恐将华盛顿与北京推向安全竞争,使局面越来越有利于中国。

  

  一、熊猫还是龙?中国崛起的两套理论

  

  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主要有两种思考流派,每一种思考流派都产生了一套基本的政策导向。一种观点,非常悲观,受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的影响,它的信徒有时被称为”龙杀手”。另一种观点,则非常乐观,受国际关系自由主义流派的影响,它的追随者被人们口头上称为”熊猫拥抱者”。两个派别的分歧通常在于是否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必然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利益。鉴于正确回答该问题显而易见的重要性,反映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对于该问题观点的理论就值得仔细审查。

  1、熊猫拥抱者的全面正和世界

  支持乐观主义者理论的两套逻辑都借用于国际关系自由主义流派。首先是”自由机构主义”逻辑,该逻辑认为中国的政治和军事行为能够被国际机构的网络所制约。国际机构允许中国崛起,加入到现行国际秩序当中–现行国际秩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领导创建的机构所发展形成的–并阻止中国演变管理该秩序的规则。

  对于自由机构主义者来说,难以理解为何中国会对现状不满。他们想知道,在现行秩序下,中国已然大步迈向了繁荣并且影响力也大幅提升,为什么中国还会不厌其烦试图去改变这个秩序。自由机构主义者认为国际政治受到国际机构和法律的严格制约,并且以普林斯顿的G?约翰?艾肯伯瑞(G
John
Ikenberry)为代表人物的一派人物认为,虽然”美国不能阻挡中国的崛起”,但美国可以帮助确保中国在规则和机构的框架内行使其实力,而这些规则和机构是美国和其伙伴在上个世纪制定的,规则和机构能在未来更加拥挤的世界里保护所有国家的利益。

  乐观主义者认为中国能够被制约是因为庞杂交错的国际机构网络会产生正和结果,使美国支配的秩序”难以被推翻,但易于加入”。如果华盛顿正确出牌,艾肯伯瑞写道,能够”使自由秩序足够庞大且机构制度化,中国将无从选择,只有加入并在此框架内行事。”

  第二种自由逻辑认为国家的国际行为的诱因是国家内部的国内政治结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目标与美国利益冲突,这是因为中国国内政治的不民主。相应的,该观点认为,如果中国民主化,中国能够继续崛起,同时臣服于美国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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