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中国崛起面临五大挑战 南海小国或”以小欺大”-千龙网·中国首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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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体系
 

左图:中国南海九段线示意图。(新华社记者 高山 周大庆
编制)右图:在南海这一舞台上,曾有过殖民侵略,有过非法侵占,现在又有人兴风作浪,还有人炫耀武力。但是,正如潮来潮退,这些闹剧终将湮灭;历史将会证明,谁是南海的匆匆过客。(新华社发
范建平 作)

约翰·伊肯伯里  

■美国“外交学者”(The
Diplomat)网站6月26日文章,原题:中国争取国际影响力面临五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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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崛起中的大国来说,确保和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是很正常和必要的,而“话语权”是实现多重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可行途径。鉴于世界政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国在争取其国际话语权时至少面临5个挑战,它们全都属于阻碍中国目标的重大问题。

  

首先,对崛起的中国存在固有的“原罪”的看法。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视中国的崛起为一种异端,自然而然给西方主导的体系带来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在这种观点看来,中国必须谋求且实际上一直在谋求在国际活动中更多的共性,比如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对于中国来说,最终的事实可能证明“原罪说”不成立。

  本文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08年第1期,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阿尔贝•G.米尔班克讲席教授约翰•伊肯伯里。文章探讨了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维持目前全球霸主地位的可能性。作者认为,美国不能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可以促使中国在这个由美国及其合作者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建立起来的框架下行事,从而确保在未来日益拥挤的世界里,所有国家的利益都能够得到保护。

其二,对“基于规则”体系的强调。美国一直指责中国行为恶劣,如在东海和南海争端中,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当然,这个秩序是二战后在美国的绝对领导下建立的。事实上,当前基于规则的秩序是排他性的,由美国的价值观和观念所主导。这种排他性恰恰是中国在争取国际话语权时应该予以消除的,但这将是场苦战。

  

澳门新葡亰官方登录,其三,有一种现象笔者称之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虽然中国在许多社会经济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西方媒体的报道有时仍然对准个别人或事,然后有意放大到对整个中国的评论。这种情况在西方与中国存在矛盾看法的人权问题上表现特别明显。在人权话语方面,西方看到和重视个人或事,有时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中国迄今更关注其国家大进步和成就。

  毋庸置疑,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与其积极的外交策略已经改变了东亚的格局。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实力与影响力还将继续增强。但中国崛起这一戏剧性的事件将如何收场,目前尚难定论:中国是会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还是会融入其中成为当下秩序的一部分?而当中国崛起时,美国又能够做些什么以维持它现有的地位?

其四,“以小欺大”的挑战。在世界政治上,一个大国可能会利用其更大的体量和能力欺凌小国。但也存在相反的情况——小国会利用自身的相对弱势,因为来自大国的反应会引起国际谴责。比如,南海争端中的几个小国逐渐巩固对有争议岛礁的占领,而中国仍然更为克制。随着中国谋求继续崛起,大国和小国对此的复杂反应都应成为重要的外交课题。

  一些观察家认为,源于西方国家的世界秩序正在被以东方世界为主导的秩序逐步取代,这意味着美国时代行将结束。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撰文指出,血腥的20世纪目睹了“西方的没落”和朝向东方的“世界重新定向”。现实主义者进一步注意到,随着中国力量的日益强大,以及美国地位的逐渐削弱,有两件事很可能会发生:其一,中国将充分利用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重塑国际体系的规则制度,以更好地满足其利益需要;其二,这个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正在走下坡路的霸主———将把中国看作一个日益严峻的威胁。现实主义者预测,事态如此发展下去,将出现紧张、不信任和冲突这类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典型现象。照这种观点,中国的崛起,会导致日益强大的中国与逐渐衰弱的美国为国际体系规则和领导地位产生声势浩大的争斗。一旦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产生于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之外,中国的强势崛起和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将会形成。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太多赞誉的危险。过度自信会有碍中国对自身地位和形象的真正和清晰定位,特别是在外界认为美国处于相对衰落,可能开始“撤退”,至少是从美国以前领导地位不受挑战的全球舞台撤退之际。事实上,美国仍谋求保住其领导地位,中国应清晰认识到其不断上升的能力与作为一个仍在崛起大国应负的责任之间的关系。

  然而,这个结果并非不可避免。中国的崛起可能不会引发残酷的霸权转换。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秩序与过去崛起的那些国家完全不同,因此中美实力的转换也会与过去那些历史案例有所区别。中国所面对的不仅仅是美国,而是一个以西方国家为核心的完整体系———开放、规则完善、联合紧密并拥有深远的政治基础。同时,核威胁的存在也使得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变得极小,而在过去,战争是新兴势力颠覆旧国际体系的最主要手段。简而言之,如今的西方秩序很难被颠覆,但却极易融入。

(作者:金凯[音],陈俊安/译)

  这种具有持久生命力且易于扩张的秩序本身得益于美国富有前瞻性的领导。二战以后,美国并不只是简单地确立了自己的全球领导地位,还牵头建立了一套全球国家参与其中的国际通用体系,将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美国建立的这套战后秩序对已有大国和新兴国家的参与融合都十分有利(事实上,战后秩序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重新将同盟国和战败的轴心国纳入同一个国际体系)。如今,中国完全能够进入这个体系并继续繁荣发展。一旦成功,中国将会崛起,而西方秩序———只要管理得当———也会继续维持下去。

  面对生机勃勃的中国,美国可以利用自身在西方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以控制中国在作出重要战略决策时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如果想要保持其领导地位,美国政府必须加强构成西方秩序基础的那些规则和制度,从而使得这个体系易于加入,而难以颠覆。美国的大战略应当遵循这条箴言:“通向东方的道路必途经西方。”必须尽可能地巩固西方秩序的根基,以促使中国选择与其融为一体而不是与之为敌,以增加美国衰落后现有国际体系的生存机会。

  属于美国的“单极时代”终将过去。若21世纪的竞争是中美之争,中国将占据优势。如若竞争发生在中国和完善的西方秩序体系之间,那么后者将获得胜利。

  

  转型的焦虑

  

  中国正在成长为一流的世界大国。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已经增长了4倍,而在未来10年内也许还能再翻一番。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制造中心之一,其消耗的钢铁和煤炭约占全球总产量的1/3,其外汇储备在2006年底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中国每年的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超过了18%,外交活动的范围也早已超出亚洲,延伸至非洲、拉美和中东。显然,与苏联单纯与美国进行军事竞赛不同,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同时发展———这对世界大国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权力转移在国际关系中一再发生。保罗•肯尼迪和罗伯特•吉尔平等学者对这一过程都进行过研究。正如他们所描述的那样,世界政治表现为一连串国家的强势崛起,并建立自己的国际体系。强国会创造一个全球秩序并加以巩固以保护自身的利益和安全。但这种状态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在权力分配的长期变化中会涌现新兴国家对已有的国际秩序进行挑战。这些后起之秀力图凭借它们新获的实力,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更高的地位———按照自己的利益,重新构造国际规则。相应地,那些开始衰落的强国会担心话语权的旁落,以及自身地位的岌岌可危。

  这个时候危机重重。当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拥有了话语权时,它和体系中那些稍弱的国家都不会愿意改变现有的秩序。但随着挑战者实力变强而领导者变弱,战略上的对抗便随之出现,这就很可能导致摩擦冲突乃至战争。19世纪末的德国就很好地说明了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危险。在1870年,英国的经济实力三倍于德国,军事力量同样远超德国;而到了1903年时,德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都超过了对手。随着德国的统一和强盛,其对现状的不满和野心也在不断增长。而德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对欧洲其他强国也构成了威胁,国家安全竞争再次拉开帷幕。随之而来的是战略联盟的重新洗牌:法国、俄国和英国这几个之前的对手又联合起来以对抗德国,最终爆发了欧洲战争。许多观察家已经注意到了中美关系中戏剧性的转变。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曾预测:“接下来几十年,如果中国继续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美国和中国很可能卷入紧张的安全竞赛,并极有可能导致战争。”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权力转移都会导致战争和旧秩序的颠覆。在20世纪初期,英国就曾经将主导地位拱手让于美国,没有什么大的冲突,甚至两者关系也未因此破裂。在40年代晚期日本的GDP只有美国的5%,而到90年代早期已经增长到美国的60%,但日本却从未挑战过现有的国际秩序。

  权力转移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一些国家在经济和地缘政治实力崛起后仍维持与现行国际秩序接轨;一些国家则在崛起之后开始寻求秩序变革。一些权力转移导致旧秩序的倒塌和新国际秩序的建立;一些则只是对区域及全球体系做出有限的修正。

  权力转移的具体方式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新兴政权的性质与其对旧秩序的不满程度是关键因素:19世纪末,美国作为自由主义国家,反而能够比德国更好地接受英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但是,更重要的是国际秩序本身———正是国际秩序的性质决定了一个新兴国家是选择挑战秩序还是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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